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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纬国:我的身世是件浪漫的事
http://www.zhejiangol.com/  发布日期:[08-01-26]   来源:浙江热线

蒋纬国:我的身世是件浪漫的事

蒋纬国

蒋纬国是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。他八十一年的一生,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所有重要时期。他的身世与经历,婚姻与家庭,与蒋介石、蒋经国的关系,晚年的政治抉择,都曾经是主导社会新闻、影响政情发展或令社会高度关注的内容。他晚年曾说:“这辈子里,充满了挫折。”这部由他口述的自传,完整地记述了他一生的重要内容。

为了革命,母亲逼父亲 向宋美龄求婚

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“总统”,所以我想改姓,认祖归宗。事实上,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,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,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,没有一丝邪恶存在,而且我也不想当“总统”。

民国七十九年(1990年)“总统”选举时,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,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。他们认为这样一来,竞选“总统”的事就跟蒋家无关。我说:“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,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,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。”

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,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,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,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。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,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,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,两人乔装为夫妻,混进府里刺杀某人。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。他们完成任务之后,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,不久之后,就拿着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,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,两人就在日本结婚。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,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,父亲与母亲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。

数年后,他们自日本返国。刚回国时,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在那个时候,父亲还写了一部《经济学》。这点很重要,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。

父母亲回国后,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,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。论辈分,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,但是他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。

民国十六年,北伐到了一半,发生宁汉分裂,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。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,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,我站他们两人中间。母亲对父亲说:“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,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,如果你要继续革命,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,否则恐怕就散掉了。”父亲说:“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?”母亲说: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,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。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,如果你愿意,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,你去找孔家大哥(孔祥熙),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、三小姐求婚,如果你肯这样做,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,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,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。今后是建国的时候,需要学术的帮忙,多过于冒险犯难。你如果愿意,就把孩子交给我,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,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。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,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,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。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,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。”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,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,她说:“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。如果你不想革命,我要革命,我们还是得分开,我做我的事情。如果你想革命,就照着我说的去做,我们理智地分开,如果你不革命,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,我继续去参加革命,你走你的。”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,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,就对母亲说:“照你说的,要如何做法呢?”母亲说:“你赶快去找孔大哥,他会陪你去的。”就这样,父亲到了日本。当年12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。

私底下,宋氏夫人与我母亲彼此尊重

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,一直就是吃长素。抗战的时候,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。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,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,币制改成法币,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,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,他不同意。等我从国外回来,这些钱更不够用,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,并向他说明:“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,抗战之后,一定全数奉还。”他说:“你问我借,我问谁去借啊!”我心里想,不借就不借,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,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?不过,我总要把母亲养活,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。

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。我就开始写作了,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,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,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,例如毛巾、牙刷、香烟(我不抽烟,香烟是给母亲抽的)。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,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,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,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。他的人格非常清高,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分的钱。他也是留德的,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,我们共用这张床单,一人一半。后来他死了,是穷死的。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,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,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。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,等到抗战打完时,只剩一百一十二磅,所幸还活了下来。

母亲没有兄弟,只有姐妹,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,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。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,他的名字叫金河,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,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,来台后改名为明良,现已过世。母亲还有一位堂妹,排行最小,嫁给一位丁姓“国大”代表,也来到台湾,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,但是我们很少来往。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,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,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,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,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。不过,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。

到了台湾以后,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,没有多久,就搬到桃园。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。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,母亲才搬到台中。

民国五十六年,孔祥熙院长过世,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。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,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,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。不过,我在离开台湾之前,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。墓地、墓园已经做好,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,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,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,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。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,那年我五十一岁,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:“辛劳八十年,养育半世纪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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